华严三圣
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,左胁侍菩萨是以智慧闻名的文殊菩萨,右胁侍菩萨是以大行闻名的普贤菩萨,三者合称释迦三尊。
在华严经中,文殊菩萨以智、普贤菩萨以行辅佐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(密宗言大日如来)。故"释迦三尊"又被称为"华严三圣"。
三尊,是佛教安置佛像的一种形式。大乘佛教认为,每位如来皆有大量菩萨胁侍,以便度化众生,多半造像时会设置两位胁侍菩萨以代表之,如西方净土的西方三圣、东方净琉璃世界东方三圣等。
介绍
在华严经中,文殊菩萨以智、普贤菩萨以行辅佐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(密宗言大日如来)。故"释迦三尊"又被称为"华严三圣"。
三尊,是佛教安置佛像的一种形式。大乘佛教认为,每位如来皆有大量菩萨胁侍,以便度化众生,多半造像时会设置两位胁侍菩萨以代表之,如西方净土的西方三圣、东方净琉璃世界东方三圣等。
1、毗卢遮那佛,毗卢遮那意为遍一切处。谓佛之烦恼体净,众德悉备,身土相称,遍一切处,能为色相所作依止,具无边际真实功德,是一切法平等实性;即此自性,又称法身。
2、普贤菩萨,以其居伏道之顶,体性周遍,故称普;断道之后,邻于极圣,故称贤。
3、文殊师利菩萨,文殊师利意为妙德。以其明见佛性,具足法身、般若、解脱三德,不可思议,故称妙德。毗卢遮那佛理智完备,居中位;文殊菩萨主智门,立于毗卢遮那佛之左;普贤菩萨主理门,位于毗卢遮那佛之右。转之则右为智,左为理时,显示理智之涉入胎藏界曼陀罗。
华严三圣像的义理与图像
中国的释迦三尊像主要是在《法华经》及其图像的影响下形成的,但是,对这一题材的佛教义理进行深入阐发,并建立起系统的佛教理论和新的佛菩萨信仰体系的则是华严宗,同时,在佛教艺术中也是以华严三圣作为主要造像题材被建造和认知的。
义理信仰
华严三圣的义理与信仰
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,菩萨的地位空前提高,有关菩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的经典被大量译出,《华严经》就是以论述菩萨修行为中心内容的经典。《华严》将法身和化身统一起来,使它具有了一体两面的特性,既具有法身诸特性又具有人格化,色身释迦作为应化身的佛陀,而卢舍那(唐译毗卢舍那)佛作为绝对真理的法身佛陀,释迦与卢舍那是同身异名的如来。
法身卢舍那佛在《华严》中无言的说法,使华严菩萨具有了代佛宣言的身份。《华严》主要是叙述菩萨从树立信仰到解脱成佛各个阶段的修行过程的经典,经中具体讲了菩萨的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感果差别,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证得无量功德和清净法界等。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,就是掌握这种功能,这既表明菩萨上证菩提具备了诸佛的功德,也表明他具有下化众生的无限能力。修行者(菩萨)必须获得佛的诸种神通,从而最终借此与法身相契合。
尤其是盛唐华严宗大师李通玄(635-730)首倡"三圣圆融"说,提出了毗卢舍那佛、文殊、普贤三圣一体的崇拜对象格局。他对《华严》全经宗旨作了概括:"说此一部经之问答体用所乘之宗大意,总相具德有三:一佛,二文殊,三普贤……文殊为法身妙慧,普贤为万行威德故,体用自在名之为佛。"即《华严》就是以文殊的智慧、运用普贤行来证人法界,成就佛果。并在《新华严经论》、《决疑论》等着述中对三圣一体的佛菩萨关系作了论述,兹将《新华严经论》中摘几例于下:
用三宝说明三圣关系:"《华严经》三宝者,佛为佛宝,文殊为法宝,普贤为僧宝。是古今佛之旧法故,若合即一切皆同,为本如是故。""此中佛法僧者,以毗卢遮那为佛宝,文殊师利为法宝,以普贤行为僧宝,总摄三乘、人、天、六道、三宝。"
用因果说明三圣关系:"佛表果法,举果为因。大悲行成根本智,果体自成,故无言不说也。以大悲行从无作根本智起故,文殊、普贤,表因位可说。说佛果法示悟众生。""此之三人始终不相离故,以明如来是文殊、普贤二人之果"。
用三智说明三圣关系:"《如来出现品》中,佛果、文殊、普贤三法,法身(智)、根本智、差别智,方始理、智、大慈悲。如先发愿,称愿圆满。"
用理行说明三圣关系:"文殊以理会行,普贤以行会理,二人体用相彻,以成一真法界。"
用理智说明三圣关系:"文殊为法界理,普贤为法界智,理智妙用为一佛门。"
用体用说明三圣关系:"此经有一切处文殊师利,一切处普贤,体用相彻充满法界。""即明文殊、普贤、佛等三德体用、主伴无碍故……二人(文殊、普贤)体用相彻,以成一真法界。"
李通玄在论述三圣鼎立的关系中,也强调了文殊和普贤之间的关系:"以文殊为法界体,普贤为法界用,二人互为体用。或文殊为因,普贤为果,或二人互为因果。此一部经,常以此二人表体用、因果。今古诸佛同然。"说明了文殊与普贤的绝对平等。
《华严经决疑论》亦云:"此之三法成此一部经之教体,故名一乘圆教也。"三法(三圣圆融思想)就是《华严经》教理体系的基础。李通玄把三圣并列,对三圣圆融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证,主要说明了三点:其一,三圣代表佛教的全部:其二,文殊与普贤相对于佛完全是平等的;其三,它们各有分工,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。
法华经
《法华经》即《妙法莲花经》,是释迦牟尼去世前最后所说之法,成熟高深,极其重要,被中国古代僧人称为"经中之王"。许多僧人专念此经。如僧人神皓专诵《法华经》九千多遍,延寿诵一万三千余遍,守素诵三万七千多遍,还有僧人刺血书定此经。此经由后秦著名翻译家、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译,七卷二十八品,此经宣扬一切众生凡与佛法结缘者皆可成佛,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。经中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讲说观音菩萨示现三十二身救助众生的功德,流传广泛,影响很大。中国天台宗即以此经立宗,日本天台宗、日莲宗等至今仍将其奉为经典。
《法华经·序品》说,在无比久远的过去劫,有一位日月灯明如来,以后接连有二万佛陀出世,都叫日月灯明如来。最后一位日月灯明如来未出家时,生有八个王子,他出家后,八子便都舍弃王位,一同出家。日月灯明如来为大众讲说《妙法莲华经》,其中有一位叫妙光的菩萨,很得灯明如来赞赏:"汝为世间眼,一切所归信,能奉持法藏,如我所说法,唯汝能证知。"令妙光欢喜,说是法华经,满六十小劫不起于此座。所说上妙法,是妙光菩萨悉皆能受持,妙光遂受持此经。
灯明如来灭度后,妙光菩萨奉持《法华经》,广宣此经。八王子都成为他的弟子,后相继成佛,最后成佛的是原第八王子法意,为燃灯佛。妙光菩萨,就是文殊。因受教化日月灯明如来的八子相继成佛,而第八子燃灯佛又是释迦牟尼之师。隋代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《法华入疏》中,称文殊是"释迦九世祖师"。
华严三圣之名与《华严经》有着直接的关系,《华严经》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。全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有三种译本,以唐代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卷、三十六品(《八十华严》)流传最广。经中宣说整个世界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显现,毗卢遮那佛就是这世界本身;一微尘映世界,一瞬间含永远;以及以菩提以修诸行而"顿入佛地"的思想。 《华严经》、《大日经》、《梵网经》等经中描绘了毗卢遮那佛庄严神妙、尽善尽美的佛国净土: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又叫"莲华藏世界"、"华藏庄严世界海",是说毗卢遮那佛之净土含藏于莲花中。《华严经》中说,大风轮之上有香水海,海中生大莲花,花中包藏着微尘数世界。香水海中的华藏世界不是一个,而是无数个,无数重,每个华藏世界中又有无数香水海、无数莲花、无数华藏世界,一层一层,无有穷尽。所以,这个华藏世界即是无限宇宙。这个宇宙包藏着多层次世界,次第布列。人类居住的世俗世界,在第十三重。
作为华藏世界教主和本体的毗卢遮那佛,与其得力助手文殊、普贤二菩萨组成这一庞大世界的最高主宰,即"华严三圣"。因为整个华藏世界都不过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,所以文殊、普贤二位大菩萨,也可以说是他的化身和显现。文殊表智德、证德、慧德、能信,普贤表理德、行德、定德、所信;理智相即,行证相应,定慧不二,能所相融,便是毗卢遮那佛。
佛画
造像之说
在寺庙的殿堂中,如北京法源寺大雄宝殿、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内,供有一佛二菩萨塑像。主尊为毗卢遮那佛,左为司智慧的文殊菩萨,右为司理德的普贤菩萨,此三尊俗称"华严三圣"。四川大足石刻中的七米高华严三圣巨像,巧夺天工,是中国石雕佛像艺术中的杰作。有的一佛二菩萨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佛,两侧侍立着文殊、普贤。
文殊和普贤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和毗遮那佛最重要的助手,即左右二大胁侍菩萨,这种安排也与大乘两部重要经典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密切相关。
释迦三尊佛画,作于18世纪30年代,是一幅长宽各3米的绸缎彩画,画上有释迦牟尼佛祖及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,被称作"释迦三尊图"。该佛画构图十分大胆,被认为在美术史上有颇高价值。
早期形式
释迦三尊像的早期形式
犍陀罗艺术中的释迦三尊像
一佛二菩萨三尊形式的造像,在贵霜时期(1世纪中叶-3世纪中叶)的犍陀罗艺术中就相当流行,被确认的佛三尊像就有40余例。从保存较好的造像来看。大都有一些共同的图像特征:中间的佛陀跏趺坐于莲座上,偏袒右肩袈裟,结说法印(立式像左手施无畏印),头顶有枝叶繁茂的华盖。两侧的胁侍菩萨立像,一侧头上束发,手提水瓶;另一侧多头戴冠饰,手持莲花和花环,有的冠饰正面雕化佛。佛陀与胁侍菩萨之间多为梵天和帝释天,也有的是手持金刚杵和莲花的护法神。
犍陀罗三尊像的主尊与胁侍菩萨之间,右侧多雕刻头束发髻的梵天,左侧多 为头戴天冠、手持金刚杵的帝释天。在佛教美术中,梵天和帝释天是护卫释迦佛的一对护法神,因此,三尊像的主尊应为永远存在的大乘的释迦佛。二胁侍菩萨大都可推定为弥勒和观音,即束发或结发持水瓶的弥勒菩萨,与戴巾形冠或化佛冠持莲花或花环的菩萨,即所谓莲花手观音菩萨成对出现,构成一铺三尊式造像的两个胁侍。
在印度笈多时代(320-600)的佛传浮雕中,也有不少释迦、观音、弥勒的三尊像,直至波罗朝时期(8-12世纪)这种三尊形式依然存在。
由此可知,犍陀罗的佛三尊像形式是以释迦三尊为主流,这些释迦三尊像是盛行于东亚地区佛三尊像的源流。至今尚不清楚释迦、观音、弥勒组成三尊所依据的具体经典。然而,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,求得自己觉悟的"上求菩提"的菩萨和救度人们的"下化众生"的菩萨,成为菩萨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,大乘菩萨的这两个形象对犍陀罗弥勒和观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。"佛两侧的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,这可能是求得自己觉悟的上求菩提菩萨和救度人们的下化众生菩萨,或智慧菩萨和慈悲菩萨,这两种具有基本机能的菩萨,为佛左右胁侍,强调了作为世界主、宇宙主的佛陀的作用",并表达了协助释迦佛教化众生、实现理想的佛国净土思想。
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
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佛二菩萨的二三尊像开始流行,现存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(420)的第169窟就有一些三尊像造像和壁画。其中第6龛西方三圣三尊像左侧绘一释迦立像,高1.2m,题记"释迦牟尼佛"。立像右侧绘一胁侍菩萨,题记"弥勒菩萨",左侧为建弘元年榜题。此铺图像的弥勒菩萨仍为释迦的胁侍,只是释迦佛左侧书写题记,未绘胁侍菩萨。还有几铺一佛二菩萨的壁画,惜无题名,或题记残损,已无法确认哪些是释迦三尊像。可知在现存两晋十六国时期未有造像题名的佛三尊像中,应该有释迦三尊像。
北朝时期中国建窟造像的风气大盛,尤其是佛三尊像的数量激增。据有的学者研究,在北朝造像中,造像题材方面,数目最多的就是释迦造像,而其中相当部分为释迦三尊像。有些释迦三尊像明显受犍陀罗艺术影响。现举几例有题铭的释迦三尊像于下:
如延兴四年(474)比丘某造释迦三尊铜像。主尊结跏趺坐,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置于腿上。华盖上饰莲花,两侧为双手捧物的飞天。左胁侍头束发,左手提瓶,右手于头顶执拂尘;右胁侍戴花冠,右手上举持一桃形饰物,左手下垂执花环。
又如东京根津博物馆藏太和十三年(489)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,背面浅浮雕释迦三尊像,释迦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,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于腿上握衣裾。二胁侍菩萨均头戴花冠,上袒下裙。左侧菩萨左手提一水瓶,右手于胸前持一长茎莲花:右侧菩萨左手于胸前持长茎莲花,左手下垂握帔帛。
以上释迦三尊像中,左胁侍菩萨左手提水瓶(弥勒),右胁侍菩萨手执莲花或花环(观音),与犍陀罗释迦三尊雕像的形式一脉相承。
饶有兴趣的是,以上释迦三尊像的造像特征,在弥勒三尊像上也可见到。如和平元年(460)比丘法亮造弥勒三尊铜版铸像,此像除了主尊的须弥座较高外,不仅造像构图与延兴四年释迦i尊铜像极为相似,而且三尊像的形象和持物都完全相同,造像铭文也是刻于基座下部∞。
又如太和二十三年(499)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。正面主尊弥勒佛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置于腰部。左胁侍菩萨左手提瓶,右手置于胸前,持物不明。右胁侍菩萨左手下垂握帔帛,右手于胸前持一莲蕾。造像背面上部也为弥勒三尊像,主尊趺坐于帐形龛中,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置于腿上。二胁侍头戴花冠,左胁侍左手下垂持莲花,右手上举持拂尘。右胁侍左手下垂提一大水瓶,右手置于腰部。下部为比丘僧欣太和二十三年造弥勒像记。
这一现象也见于同一时期、地区的造像中,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石雕造像为学术界所注目,其中有不少背屏式佛三尊立像。如天平三年(536)释迦三尊铭像,主尊头及手臂残,左胁侍头及左手臂残,右手提瓶,右胁侍手臂残,造像背面有邢长振天平三年造释迦像题记。而在同为青州出土太昌元年(532)弥勒三尊残像上,主尊头及右手残,左手施与愿印。左胁侍手持桃形物和莲花,右胁侍左手执瓶,右手持摩尼珠(莲蕾?)。造像背面有比丘惠照太昌元年造弥勒像铭记。
这些现象也见于一些早期石窟。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上层第3龛,为陆浑县功曹魏灵藏等造释迦像龛。龛内为一佛二菩萨释迦三尊像,主尊结禅定印跏趺坐;右侧菩萨左手执物于胸前,右手提瓶;左侧菩萨右手执物(莲蕾?)于胸前,左手执巾。而此龛上部为太和十九年(495)长乐王丘陵亮夫人尉迟造弥勒像龛,龛内为弥勒三尊像,主尊为交脚弥勒菩萨,右侧胁侍菩萨缺损,左胁侍菩萨左手提瓶,右手持物于胸前。由此来看,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二胁侍的造像特征,在我国还见于弥勒佛三尊像和弥勒菩萨三尊像上。
尤其引人注目的是,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释迦三尊像,大多与一般的佛三尊像相同,并无明显的其他造像特征。如太安三年(457)宋德兴造释迦文佛背屏式碑像,是现存较早的一件铭记释迦三尊 像。主尊结跏跌坐,禅定印相。二胁侍菩萨双手于胸前合十(左胁侍似双手持物)。背面上部为释迦诞生、九龙灌顶佛传浅浮雕,下部是太安三年造像记。若无背面造像记和佛传画,仅由三尊像无法辨识为释迦三尊像。
这一现象也见于其他三尊像。如青州出土永安二年(529)韩小华造弥勒三尊立像,主尊施无畏与愿印,二胁侍均左手执桃形物,右手持莲蕾。这也见于阿弥陀三尊像上。炳灵寺第169窟无量寿佛三尊塑像,主尊结禅定印,趺坐于莲座上。左、右胁侍像均顶束一髻,下束带,一手于胸前持莲蕾,一手下垂握天衣。若不是"无量寿佛"、"大势至菩萨"、"观世音菩萨"的墨书题记。很难辨认为阿弥陀三尊像。以上三件三尊像若无题名,仅由三尊造像我们无法辨识它们的尊格或题材。
由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来看,既没有一定的经典依据,也未形成特定的造像形式和特征。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:
一是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明显受犍陀罗影响,有些造像基本上沿袭了犍陀罗的形式,但也有一些变化。如我国早期释迦三尊像的释迦主尊,与犍陀罗多结说法印相不同,主要为施无畏印或禅定印。二胁侍菩萨多有冠饰,除一胁侍提瓶(弥勒)和一胁侍持莲花或花环(观音)的基本特征外,持莲菩萨多持莲蕾或桃形物。
二是一方面释迦三尊像的造像特征也见于其他三尊像,即作为二胁侍菩萨的主要造像特征--弥勒提瓶和观音持莲花(有时为莲蕾或桃形物),也见于弥勒三尊像;另一方面,从现存大多有题记的释迦三尊像来看,与一般的佛三尊像并没有区别,即主尊为如来形,二胁侍多为双手合十,或手持相似、相同的饰物,如莲花、莲蕾或桃形物等,仅从造像上无法确认三尊像的题材。
总之,一方面,犍陀罗体现"上求下化"大乘菩萨思想的释迦三尊像,对中国早期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,释迦与弥勒(提瓶)和观音(持莲花)二胁侍的三尊像形式,为我国一些早期释迦三尊像所沿袭。同时,随着大乘思想的发展,释迦二胁侍的特征在不同题材的一些三尊像上开始共用,或为一般供养菩萨所替代。说明释迦二胁侍菩萨--弥勒和观音"上求下化"的功用在弱化,并逐渐从释迦三尊中分离出来,不仅信仰内容发生了变化,代表其身份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转移或变化。
历史发展
中国古代佛像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个时代的艺术特色和成就。
南朝:南朝雕塑庄严、粗壮,蕴含刚强极大之力。
北朝:南派(即印度)与北派(即中国)二派,所谓南派者,与南朝袈裟极相似,而北派富于力量,雕饰甚美。南派面貌平板无精神,绝无筋肉之表现。鼻仅为尖脊形,目细长无光,口角微向上以表示笑容,耳长及肩。北派极少筋肉之表现,然以其筒形之面与发冠,细长微弯之眉目,楔形之鼻 ,小而微笑之口,皆足以表示一种庄严慈悲之精神。
北齐北周: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,其佛身躯渐圆,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朝遗风,其轮廓整一,衣纹仍极有律韵,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,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。面貌较圆,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。
隋:隋炀帝业虽只二代,匆匆数十年,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年代,其时环境最易于佛教造像之发展,而其技艺上亦已日臻完善,可以随心所欲以达其意。隋代像首之精品,在中国雕刻史实可位于最高之列,其对人体解剖上之结构,似尤胜于唐像,而其表情则尤非笔墨所能形容也。
唐:佛像之表现仍以雕像为主,然其造像之笔意及取材,殆不似前期之高洁,日常生活情形,殆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,于是美术,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,亦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。雕像更加自然主义了。大多数立像呈S形姿态,由一条腿平衡,放松的那条腿的臀部和同侧的肩部略向前倾。头部稍稍偏向另一边。躯体丰满,腰部仍细。菩萨的脸部饱满,眉毛优雅地弯曲,不像前一时期那样过分,很自然地呈弧形勾画出天庭。眉弓下也不再有凹沟。眼睛上皮更宽,眉下的曲面减窄。鼻子稍短,鼻梁稍短也稍低。鼻端与嘴稍近,嘴唇更有表情。发际移下,额头高度稍减,这时期的菩萨像的装饰不那么华丽。头巾简化,头发在头顶上堆成高髻。服装更合身。仍然戴着珠串,但挂着的饰物减少了。
宋、辽、金:宋代雕塑最突出之点是脸部浑圆,额头比以前宽,短鼻,眉毛弧形不显,眼上皮更宽,嘴唇较厚,口小,笑容几乎消失,颈部处理自然,自胸部伸出,支持头颅,与头胸之间没有分明的界线。
元朝:元代,喇嘛教从西藏传入中原,影响了明、清的雕塑。他们的塑像大都交腿而坐,胸宽,腰细如蜂,肩方,头部短胖,前额重现全身的韵律。头顶是平的,上面有浓密的螺髻,是如来佛头顶上特有的疙瘩形发式。
明、清:明、清两代是中国雕塑史上可悲的时期。这个时期的雕像,一没有汉代的粗犷;二没有六朝的古典妩媚;三没有唐代的成熟自信;四没有宋代的洛可可式优雅。雕塑这的技艺蜕变为没有灵气的手工劳动。
敦煌的华严三圣像
李通玄的三圣圆融思想是《华严》理论体系的基础,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华严四祖澄观的《三圣圆融观》就是其集大成者,其"三圣圆融观"--观想毗卢遮那佛与文殊、普贤二菩萨相互圆融,成为华严宗特有的观法。以三圣代表总、别、悲、智法门:文殊是信证法身菩提的根本智慧,故 代表"根本大智"。与此相对,普贤菩萨既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实践过程,实现了个人的解脱,达到了与法身相契合的境界,成为上证普提的楷模:又观一切众生的机缘,在法界中显现各种形象,自在地救度众生,所以代表"后得大悲"。此悲、智不二之处,即名毗卢遮那佛。毗卢遮那佛是统摄文殊、普贤的"总体",而二圣是毗卢遮那佛的"别德"。如在莫高窟中唐沙州僧统洪辩营造第365窟的《吴僧统碑》中,对窟中文殊、普贤像就以"文殊助佛宣扬,普贤则悲深自化"称颂,"助佛宣扬"者"智"也,"悲深自化"者"悲"也,这是将文殊、普贤以"智"、"悲"对举。
随着华严三圣信仰的流行,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,左右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三圣造像,作为修行者观想、礼拜、功德的对象,也在石窟、寺庙、造像、经卷中大量绘制。华严五祖宗密(780-841)在《圆觉经道场修证仪》卷一"道场七门"的"第六严处"明确规定:
当中置卢舍那像,两畔置普贤、文殊二像,是为三圣。
从三圣圆融思想的流行和宗密的记述来看,华严三圣造像最晚于中唐时期就已出现。四川省是华严三圣造像分布最多的地方,特别在大足、巴中、安岳、资中的石窟群中数量较多。另外,杭州飞来峰石窟、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、山西的一些寺、殿等都有不少华严三圣造像保存。从这些三圣像的形式来看,主尊既有如来形,也有菩萨形;文殊、普贤二胁侍大都分骑狮、象,也有不骑狮、象者,晚期多手持如意与梵箧。华严三圣不仅出现在显教与华严思想相关的造像中,也出现在密教与华严思想有关的造像中。对此已有专家论及,此不赘述。兹仅将敦煌石窟中主要的华严三圣像记述于下:
华严经变中的三圣像。敦煌石窟中从盛唐至宋时期绘有29铺华严经变,大都绘有华严九会,每会均绘有三圣像,其形象与一般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无异,均坐于莲座上,周围有随侍弟子、菩萨等。
与卢舍那法界像组合的三圣像。莫高窟五代第261窟主室东壁绘一铺华严三圣图。东壁中部门顶卢舍那法界立像,具头光和身光,两臂下垂,两手十指分张,佛衣自上而下绘法界六道图。佛腰部以下左右两侧分绘五比丘。卢舍那像及门的南、北二壁分绘骑狮文殊、骑象普贤率众菩萨及随从赴说法会各一铺,据莫高窟现存这一图像的榜题和功德记的记载,可将其称为"文殊像"、"普贤像",与卢舍那初说法图组成华严三圣像。
五台山图中的三圣像。如建于五代宋初的莫高窟第61窟(原名文殊堂),正壁绘长13.5m、高3.6m的五台山图。五台山图正中位置绘"大圣文殊真身殿",殿内绘华严三圣像。中间卢舍那佛趺坐于莲花座上,作说法印相,右侧为骑狮文殊,左侧绘骑象普贤,像侧榜题"大圣文殊菩萨"、"大圣普贤菩萨"。
说法图中的三圣像。如安西榆林窟西夏第2窟,正壁正中绘文殊变一铺,南、北两壁各并列绘三铺说法图。每铺说法图中,毗卢遮那佛趺坐于八角莲花座上,左右两侧的文殊、普贤戴花冠坐于四方莲花座上,后有众弟子、菩萨、天龙八部侍立,前有诸天众、比丘礼拜。左侧的文殊大多手执如意,右侧普贤多执莲花,花上有梵箧。此窟的三圣像形式与西夏刊汉文佛经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卷首华严经变版画相似。
绘塑组合的三圣像。中唐以来在敦煌石窟中,西壁龛内大都塑如来形趺坐像,与龛外两侧绘骑狮文殊、骑象普贤组成绘塑组合图像。如上所述,从其发展过程来看,应是在法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释迦三尊像题材。但是,随着这一时期三圣圆融思想和华严三圣像的流行,释迦与卢舍那为同身异名的如来,这一题材也可能会被看作华严三圣像。
绢画华严经变中的三圣像。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五代时期的绢画两幅,收藏于法国吉美美术馆。一幅绘华严七处九会图,与莫高窟洞窟中华严九会图基本相同。另一幅绘《华严经·十地品》,全图横三竖四计12个画面,除最下面左右两个场面绘骑狮文殊、骑象普贤外,其余的十个画面可能是《华严经·十地品》的表现,十地是菩萨修行52阶段中的第41至50位。每一画面中的三圣像与华严九会基本相同,只是有些菩萨一只手持有莲花。
从敦煌的华严二三圣像来看,与其他地域的造像形式基本一致,主体形式与释迦三尊像完全相同,由如来形主尊与骑狮文殊、骑象普贤组成。晚期洞窟中不骑狮、象的文殊、普贤,手持如意与梵箧,成为其造像特征及华严三圣像的标识,如榆林窟西夏第2窟。但与其他地域也有明显区别:一是华严三圣像的尊格明确,主要出现于华严经变、五台山图、卢舍那法界像等与华严信仰有关的造像、绢画中;二是莫高窟第261窟卢舍那法界像与文殊、普贤组合的三圣像,不见于其他地区:三是中唐以来的敦煌石窟中,存有大量龛内趺坐如来塑像与龛外两侧绘骑狮文殊、骑象普贤组合的三尊像。
华严三圣说进一步强化了菩萨崇拜意识,文殊和普贤的结合就是佛,即以文殊的智慧、运用普贤行来证人法界,成就佛果。并对"华严菩萨行"作为中心内容进行了论述,既为修行者阐明菩萨修行的过程和规定--五十二阶位(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),又塑造了一个修行达到最高阶位的菩萨样板--普贤,并在《人法界品》中通过善财童子树立起了一个修菩萨行现世成佛的典型例证。
因此,从犍陀罗释迦三尊到我国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,实质上就是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和变化。即南早期印度大乘上证下化的菩萨思想,向中国华严三圣一体菩萨思想的发展和变化。
佛画回韩
流失国外百年已久的国宝级朝鲜时代佛画回到了韩国
在国外流转了100年的国宝级朝鲜时代佛画回到了韩国。这幅画被推测是1730年代的作品,是一幅长宽各3米的绸缎彩画,里面画着释迦牟尼佛祖及左右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,是一幅释迦三尊图。
这幅画中,佛祖的弟子阿难尊者和迦叶尊者出现在画的正下方,颇为显眼,在迄今为止看到的佛画中,构图非常大胆,被认为在美术史上有价值颇高。
该佛画经历了长时间的流浪辗转。日本殖民时期(1910年),这幅画从国内寺庙中被掠夺出去,流转到了美国,随后经过在美术馆等地辗转,落到了弗吉尼亚州艾米达吉博物馆的仓库中。
韩国流失国外文物财团通过YouTube视频资料确认这幅画存在的消息后,,经过长时间的沟通,说服对方。这幅画最终在2013年12月,以捐赠的形式被返还给韩国。这幅佛画的形式独一无二,经过复原处理后,足以被指定为国宝级宝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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